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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YEMINTHANT

年2月3日

在缅甸仰光，一名士兵在一座印度教寺庙外站岗。AUNGKYAWHTET/SOPAIMAGES/LIGHTROCKET,VIAGETTYIMAGES

缅甸仰光——周一早上6点，我的手机无情地响起来。我没理会第一个电话，以为是台湾朋友忘记了时差。我挣扎着想接着睡，然后看到母亲的名字在屏幕上闪过。母亲住在缅甸中部的曼德勒，离仰光大约英里，她从来不会一大清早打电话。

几个小时后，缅甸最近选举产生的议会预计将召开第一次会议。昂山素季(AungSanSuuKyi)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赢得了超过80%的选票，即将开始其政府的第二个任期。敏昂莱(MinAungHlaing)大将领导的军方一直在质疑选举的有效性。整个周末，我和亲朋的大部分对话都是讨论政变的可能性。

看到母亲打来电话，我知道，政变发生了。

“去你阿姨家吧，”妈妈对我说。和家人聚在一起，不要相信别人。我的祖父母来自弱势的少数民族，在年的政变中，他们躲进不同家庭成员家中。在那场事变中，奈温(NeWin)将军领导的军队取代了总理吴努(UNu)的文官政府。

年，在学生领导的反独裁起义中，面对总统盛伦(SeinLwin)的镇压，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时而走上街头游行，时而钻进下水道躲避枪击。那次残酷镇压之后，昂山素季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(NationalLeagueforDemocracy)。

尽管赢得了年的选举，昂山素季和其他全国民主联盟的高级官员仍被软禁，军方在政变后重新塑造了自己持续统治国家的角色。接下来的20年里都没有举行选举。

和妈妈通话后，我感到麻木，但慢慢地恢复了镇静。我试着给阿姨打电话，但是打不通。我吓坏了。当局封锁了手机和互联网，但并不彻底。

最终，我意识到宽带网络还能用，我开始给记者和活动人士朋友们发信息。他们把他们知道的都告诉了我。军方逮捕了昂山素季以及全国民主联盟的其他领导人。我们分享信息，对比各种谣言，并且互相安慰。

我担心政府可能会在切断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之后断电或断水。我把水灌进公寓的水箱，给能找到的所有电子设备和充电宝充上电。早上7点左右，我走出位于唐人街区的公寓，这里距离市政厅大约20分钟。我想和人们交谈。从我的阳台望去，街道上似乎空荡荡的，但我还没看到任何士兵。我给猫留了食物就出去了。

我走到附近一个生鲜市场，经过茶馆，这里是传统的社交网络，可以听到附近的新闻，听到这个国家的喧嚣。我走过一座古老的华人寺庙、几家金店，以及年半民主过渡开始后出现的银行和咖啡馆。

一切都显得正常无比。僧尼们穿着一致的僧袍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收取晨间的布施。市政官员向小贩收取贿赂。人们购买菊花和茉莉花供奉神龛。

我开始拍照。相机带来了一种紧张的情绪。有些人把身子歪到一边。也有人用手捂住脸。我注意到，最近挂在许多阳台、店面和汽车保险杠上的全国民主联盟旗子——鲜红的旗帜上，金色孔雀奔向一颗星星——不见了。我看到一个小贩一丝不苟地从槟榔车上刮下全国民主联盟贴纸。

新冠疫情期间，一个家庭只允许一名成员来生鲜市场购物。那天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样的限制；全家人都来到市场购物。一个卖芋头和红薯的女人对一名店主说：“我告诉过你。我们知道他们怎么回事。”

经过我家街角的茶馆时，我看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，就算有疫情，他也总要来茶馆坐坐，他告诉身边的同伴，“没办法。我们也无能为力。”

一个小时后我回到家时，街上仍然很安静。人们认识到了政变的现实，恐慌似乎开始蔓延。银行和自动取款机外排起长队。人们开始涌向金店，把货币兑换成黄金。对早期政变的记忆——军队废除货币，实行长期镇压——开始指引人们的行为。

人们开始购买大米。只要有足够的大米，就可以熬过宵禁，熬过长期镇压。我家那条街上，三轮车夫运送着磅一袋的大米。当时我手头的大米还不到10磅。

大约上午10点。我锁好公寓，去了街角的阿姨家。上午的狂乱已被压抑的情绪取代。外面还有小贩，但是银行和其他商店都关门了。我到了阿姨家，发现大门口堆着四袋磅的大米。

片刻之后，我们听到街上传来的音乐和吟唱。挂着缅甸国旗的卡车队伍驶过街道，车上载着身穿迷彩服、手持传统宝剑的年轻男人。他们高呼口号，支持军方和现在的最高权威、武装部队指挥官敏昂莱将军。

人们在阳台上静静观看，并且拍照留念。卡车在满载佛教僧侣的汽车陪同下开往仰光市政厅，参加支持政变的集会。阿姨经历了年的镇压和年的政变，她开起了玩笑。“现在我们是朝鲜了，”她咯咯笑着说。“和以前一样，太有意思了。”

我们在中午左右吃了午饭。有些人的手机服务已经恢复了。Facebook上经过验证的全国民主联盟官方主页开始发送信息，要人们抗议，尽管主页管理员已经被捕。听着家人的谈话，我有一种清晰的感觉，仿佛回到了过去与世隔绝的缅甸，那时出国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昂贵且非法。

“年发生过一次政变，现在又发生了一次，”姨夫说，60多岁的他又经历了第三次政变。“我们已经自由了10年，”他还说。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到那样的生活。”

我们坐在一起，谈论缅甸注定会失去什么。我们正准备在日本的支持下启动铁路项目，更新老化的仰光至曼德勒线路。我们担心经济制裁会恢复。我们谈到我们对欧盟的服装出口。我们想知道，政变是否会影响新冠疫苗的国际合作。

这一天在各种焦虑的谈话中过去了。我们终于不安地入睡。第二天，军方的支持者在人民公园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会，地点就在缅甸最神圣的地点之一、标志性的仰光大金塔之下。学生、医务工作者和律师开始在网上组织抵抗运动。

我们受到了精神创伤，疲惫不堪，但到了周二晚上8点宵禁开始生效的时候，邻居们聚集在阳台上，开始敲打锅碗瓢盆，宣布我们不会不战而降。（TheNewYorkTimes）

延伸阅读：在军政府统治下长大是怎样的感觉

BBC记者陈炜斯（YvetteTan）

叶慧仪（YipWaiYee）补充报道

图像来源，REUTERS图像加注文字，

昂山素季目前依然被军方扣留。

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并扣留昂山素季（又译：翁山苏姬，AungSanSuuKyi）已经过去三天。

这并不是缅甸第一次发生军事政变。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，这让人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末的往事。

“这感觉似曾相识，就好像我们回到了原点，”一名25岁的年轻人对BBC说。

在军政府统治下长大是什么感觉？

图像来源，GETTYIMAGES

“我在恐惧中长大”

韦韦努（WaiWaiNu）五岁时，她便亲眼见到自己的父亲被强迫带走了。

她的父亲是与昂山素季有关联的政治活动人士，被捆绑在一辆卡车上带走了。

他可能在一个月后获释，但即使是现在，她还记得那天的感受。

图像来源，GETTYIMAGES

年，缅甸军方仪仗队在仰光举行烈士节纪念仪式。

“我从小就有这种恐惧，”她说。“我小时候总是很害怕。外面总是有士兵，我还能回想起我父亲被带走的情景。我记得我们会戴上耳机，轻轻地听收音机。”

韦韦努是罗兴亚人，这是缅甸受迫害最严重的少数民族之一。她说，她的父亲总是被追捕。

她10岁时，一家人决定搬到当时的首都仰光。

“我确实在仰光看到了更多的自由，”她说。“在若开邦，大多数人口是罗兴亚人，但在仰光有更多元的文化，有不同的语言。但仰光的很多人不知道少数民族正在发生什么。”

那时候，她的生活似乎回归正常。

“我们会去上学，然后回家。我记得在学校，我们必须欢迎不同的将军，并向他们致敬。教育制度简单来说就是‘军事宣传’。”

但好景不长，当她18岁时，父亲再次成为目标，全家都被关进了监狱，他们在那里呆了7年。

她有什么罪？因为她是政治活动家的女儿。

图像来源，GETTYIMAGES

在缅甸军队镇压罗兴亚人后，成千上万的罗兴亚人逃到孟加拉国，住在难民营里。

在获释后，她继续上大学，如今是一名人权活动人士，主要为妇女和罗兴亚人争取平等权利。

“长大时，若开邦很穷，但也不差，人们仍然能够做自己的生意，”她说。“和今天不一样。”电话监听

菲奥（化名）在成长过程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。

这位在仰光出生和长大的25岁女子来自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，她说，她基本上未受到外界的影响。

但即使在孩提时代，有些事情还是很特别。

“当你打电话时，你可以听到背景声——有人在看电视，或只是有人在说话。那是军方在听你们说话，”她说。

“这并不可怕，因为你出生在那里，你不知道还有什么选择，但我们的父母会告诉我们不要打电话。”

图像来源，GETTYIMAGES

2月1日，缅甸人在清晨就听到了军方正在夺取政权的消息。

菲奥出生于年，距离军事独裁者丹瑞掌权仅三年。她把自己出生的那一年描述为“88年革命后军事统治的最高峰”。

她说，在学校里，学校对学生的教学内容非常有选择性。

“他们不教敏感的东西。例如，如果在美国，他们可能会让你评论某一政治形势，我们会让你做佛教故事的阅读理解，”她说。“或者你会被告知缅甸国王曾是非常伟大的，直到他们都被英国人带走了。”

英国从年到年控制了缅甸。

然而，在12岁之前，她基本上没有受到国家政治事件的影响。

“我还记得番红花革命发生时是我12岁生日，”她说。“就在那时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。”

所谓的“番红花革命”是年缅甸发生的一系列街头抗议活动，数千名缅甸僧侣奋起反抗军政府统治。

在佛教徒占多数的缅甸，僧侣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，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抗议期间被监禁。有报道称，至少有三名僧侣被安全部队杀害。

“我看到我家门外有很多抗议者，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恐惧，到处都是士兵，”菲奥说。

她说，在十几岁时，手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，只有那些买得起的人才会使用。

“手机卖得很贵，所以没人买得起。那时候人们只有固定电话，有时会停电，所以你甚至没法和任何人说话。”

菲欧最终在海外上了大学，在那里她意识到西方的一些东西与缅甸有多么不同。

图像来源，GETTYIMAGES

年，昂山素季领导民盟在大选中取得胜利。

“我记得如果有警察在场时，我的朋友会说，太可怕了！”她说。“但对我来说，到处都是士兵也很正常。”

她说，当2月1日早上6点醒来时，手机上有几十条推送。

“你一觉醒来，突然整个政府都被逮捕了，”她说。

“当我年轻时，你会被这样的消息惊醒——人们突然进了监狱，或者消失了。有点像似曾相识，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原点——过去的样子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给予政府的合法性，一切都结束了。”

沉默地生活

现年67岁的觉丹温（KyawThanWin）至今还记得年军事政变发生时他身在何处。

他住在缅甸中部的民布（MinBu）。他回忆说，当时其他地方也发生过“枪击和暴力事件”，但他补充说，民布仍然相对平静。

他说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生活一切照常，也一如既往不能乱说话。

“我们回去工作了……一些参与领导抗议活动的公务员被解雇，一些被降职、调职，还有一些人被拘留，”他对BBC说。

“但对我这样的公务员来说，我们恢复了正常的工作。出于恐惧，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沉默地生活。”

“我们的国家只是一只在学习飞行的小鸟，现在军队破坏了我们的羽翼。”一名缅甸人这样形容这次的政变。

直到年大选前，人们的生活一直都是如此。年，这个国家迎来了几十年来的第一次全国性投票，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取得压倒性胜利，结束了将近50年的军事统治。

“能有她这样的人治理国家，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开心。他们做得很好。公共基础设施得到改善，公务员生活得到改善。”

“生活变得好多了。”

然而，事实证明，这个时期是短暂的。

觉丹温说，军方2月1日发动政变的决定无视了“数百万人的愿望”。

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戴尚志（SimonTay）教授说，缅甸国防军仍然认为，只有他们才能得到信任，维护缅甸的统一。

“尽管民盟席卷性地赢了两次选举，但他们不接受必须从国家政治中退一步，”他对BBC说。

然而，他补充道，“甚至在军队里，也几乎没有人希望回到那个国家陷入独裁、经济制裁和大规模贫困的年代”。

“但缅甸的开放和转型远未完成，军方还是将做他们认为必须做的事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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