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洲在仰光

作者/晓宇

一

吴宓都(UMyatThu)对下午来访的中国人不竟有些好奇。他保持每天尽量来学校一次，好像这是他多年以来的习惯。他穿过阿奴律陀大道，在槟郎和香烟的小摊前拐入五十一街。树荫遮去主路炙热的喧闹，居民楼前的吊线密集地垂落到触手可及的高度。

住家从窗户吊线取物，省去买报纸和日用品的上下楼，这样的习俗多年来一直没变，只是现在便利了广告小贩。色彩丰富的广告传单夹在线端，像风铃摇动的响声，掺在混着汗味和灰尘的湿热空气里，和楼房走道阴凉的霉味迎面而来。这一刻，吴宓都感到无比地熟悉，仿佛他从来没有受到伦敦湿冷的折磨，仿佛他从来没有待过监狱，仿佛他一直以来都是自由的。

藏身于居民楼的学校是他和几位政治犯在六年前创办的。那一年吴宓都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刑期。他仍然记得在那场反政府的抗议之中，僧者走出寺庙，加入游行队伍前列时人群的沸腾。这场得名“袈裟革命”的运动后，他再次入狱，但比头一回好过。与大多数异见人士一样，吴宓都被押往以非人道条件臭名昭著的永盛监狱，theLady(昂山素季)也曾被短暂关押于此。她那时的气色比现在看起来自信，无所畏惧。犯人们默契地相互照应，长年累月中发展出一套传递信息和救济粮的成熟体系。

吴宓都在监狱里彻底疏离了大学时的工程学位，变成向犯人传授政治学常识的公共讲师。他给大家上课，把不同个体的遭遇置于宏大的政治历史的叙事。吴宓都认为这和社会运动同等重要，不少异见人士在反抗之外，对基础的政治理念知之甚少。他在转型之前察觉到了转型之后的公民教育问题，这成了出狱后创办学校的初衷：给普通人一所政治教育的大学。

仰光政治学院(YangonSchoolofPoliticalScience)有两层楼的“校舍”，楼下办公，楼上授课。他们在这里招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政客。现在主持每周研讨课的是越南裔的美国留学生，在康奈尔大学做缅甸政治的博士研究。她对邻国正在发生而没有在本国的转型抱有好奇。

或许那两个中国人也一样。但缅甸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呢？我们太特殊了，夹在中印两国之间，一百三十五的民族，五十四年的军政府统治，涉世未深的平民政府，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势不两立。所有人都说我们转型了，但好像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。

不过，吴宓都对中国人的上门造访心怀庆幸，至少把自己从冗长的会议中解放出来：学校平日也作为政治团体的会面的地方，今天他们正在商讨国会中的修订的法案。可这样的讨论到头来也没什么意义，还是theLady来决定，而她还要依着军方意思，他们保有最终的否定权。过去漫长而明晰的对抗转化到了日常不透明的程序，原本的激情和热忱磨损殆尽。

我们这一代人的遗产是什么呢？也许是单身。政治犯长年牢狱之灾的直接后果是错过了结婚的年纪。因为这个，前政治犯间保持着固定的联系，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人际纽带。在过去的缅甸，政治犯不难找，每个人多少认识一两个，可大家不愿承认；现如今，好像每个人都曾是政治犯，这成了光荣的历史疤痕。

今天是有疤痕的人聚会的日子。躺在二楼沙发上的苏敏南（SoeMinNaing）从家乡赶来，他是我们中幸运的一位了，第二次出狱后，经泰国去挪威做了政治难民，但也未能解决单身问题。他受不了北欧的寒冷，回到缅甸，但和多数以前的活动家一样，并没有被吸纳进转型的政治集体中。他们的边缘身份没有变化，过去和现在皆是远离权力。幸运的是，苏敏南尚未失去他身上那股幽默和亲切的气息，他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。说起未来的计划，苏嬉笑地说，坚守着绝望(“StayHopeless”)。

对转型的失望像传染病在缅甸绵延，大家积累了世代的期待没能如愿实现，改革的速度赶不上希望的尺度，希望成了治理的坟场。组织“袈裟革命”的“Generation”（名字取自年的民主抗议运动）成员考虑成立新的政党，以迫切的方式推进社会“应有的变化”。民主运动的联盟谈不上分裂，但已经出现了不同的纲领和分支。吴宓都信奉罗尔斯的立场，都因不够激进被当作是缅甸的“右派”。

在学校这周的研讨课上，大家热烈辩论的同样是政治参与的问题。年缅甸举行合法公开的选举，全国民主联盟执政，在一片欢呼声中，公众却少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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